坚持问题导向严查公款大吃大喝 狠刹餐饮浪费歪风******

　　坚持问题导向严查公款大吃大喝

　　狠刹餐饮浪费歪风

　　餐饮浪费绝非小事，事关国家粮食安全，事关社会道德风尚，事关良好作风养成。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倡导绿色低碳、全面节约。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认识“全面节约战略”在粮食安全中的精神实质与实践要求，把纠治餐饮浪费问题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常抓不懈、综合施策，以优良党风引领社风民风，推动全社会形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良好风尚。

　　层层压实责任，推动齐抓共管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制止餐饮浪费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

　　2021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同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粮食节约行动方案》，全党上下坚决落实各项节约措施，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歪风。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纠治餐饮浪费问题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督促层层压实责任，狠刹奢侈浪费歪风，推动建立长效机制，推动齐抓共管，坚决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一抓到底。山东省纪委监委把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作为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督查问责的重要内容，纳入政治监督台账，作为廉政谈话、述责述廉、民主生活会监督、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检查的重要内容，推动责任落实。

　　立足岗位职责，督促压实责任。陕西省纪委监委把相关职能部门履行制止餐饮浪费职责情况作为监督重点，印发《关于对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加强专项监督的工作指引》，紧盯10个职能部门制止餐饮浪费职责履行，明确21项重点内容，推动监管责任落实。紧盯作风建设主体责任，南方电网公司纪检监察组协助督促公司党组研究提出一系列制止餐饮浪费具体举措，并纳入公司过“紧日子”、推动降本增效的整体部署中统筹推进。

　　坚持问题导向，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

　　在各地区各部门的持续努力下，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问题得到有力遏制，全社会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良好氛围不断浓厚。但仍有少数党员干部厉行节约的思想根基不牢固、行为惯性没有彻底扭转，公务活动用餐超标准、虚列开支套取公款大吃大喝等问题时有发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问题导向，紧抓薄弱环节贯通发力，把节约粮食、制止餐饮浪费作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治“四风”的重要方面集中纠治，强化监督执纪。

　　及时发现问题。山东省纪委监委将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餐饮浪费行为纳入“四风”问题举报受理范围，建立专门台账，实行销号管理。江西省新余市纪委监委用好“三公”经费网络监管平台预警信息，实时监测全市“三公”消费动态，2022年以来先后梳理公务接待费用超标、餐饮浪费等问题线索16起，均已按流程转办督办。

　　强化日常监督。浙江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机关食堂“光盘”行动开展情况、餐饮类经营场所食材浪费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2020年以来，共组织开展明察暗访、交叉互查、专项检查等5000余次，发现问题2000余个。山东省纪委监委在2022年春节和中秋国庆期间组织24个察访组开展交叉察访，发现餐饮浪费问题及时推动整改。

　　开展专项整治。南方电网公司纪检监察组聚焦企业奢侈浪费突出问题，督促各级党组织持续开展专项治理，对公司系统所属各单位3136家自有食堂进行规范，并组建五个督导检查组开展监督检查，共发现12个方面30个共性问题，移交问题线索1条。通过专项治理，南方电网公司总部和各二级单位本部2022年食堂成本费用和业务接待费较2020年分别压减5%、10%。

　　坚持纠树并举，引领节俭新风

　　纠治餐饮浪费问题，必须纠树并举、久久为功。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制止餐饮浪费作为作风建设重要内容，推动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淳朴社风民风，带动全社会形成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良好氛围。

　　坚持长效常治。陕西省纪委监委推动省级层面出台《关于节约粮食反对浪费的决定》，建立粮食浪费行为投诉举报制度；推动职能部门发布《陕西省餐饮业分餐制实施指南》《陕西省文明就餐健康指南》等，巩固提升“舌尖上的浪费”治理成效。浙江省衢州市试点“公务餐”改革，打通市域范围496家食堂，供干部开展公务活动前在线就近预约，通过制度重塑、流程再造，实现公务“零接待”，全市公务接待费用支出同比减少约30%。

　　加强教育引导。山东省日照市纪委监委在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期间，向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市民推送廉洁寄语、“山东通”工作提示信息等500余万条，将倡树节约意识与温馨祝福有机融合，营造了廉洁自律、文明过节的良好氛围。云南电网公司纪委督促责任部门通过集体承诺、发放“光盘卫士”标志牌、建立黑榜通报曝光等方式，有效制止餐饮浪费。

　　推动移风易俗。浙江省纪委监委会同省委组织部联合下发《关于规范省管干部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若干规定》，推动全省99.6%的村社制定村规民约，自主约定控制婚丧喜庆事宜的餐标，一些地方推出“办酒不铺张”倡议菜单，每桌餐标不超过400元。陕西省纪委监委督促省委文明办在全省持续开展“文明餐桌”实践行动，推动“文明餐桌”融入村规民约，形成文明用餐新风，充盈文明节俭之风。(中国纪检监察报 记者 陆丽环)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